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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

【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tǒng)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tǒng)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tǒng)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chuàng)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tǒng)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lián)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fā)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tǒng)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tǒng)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tǒng)創(chuàng)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xiàn)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焙喲灾?，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tǒng)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tǒng)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tǒng)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本W(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qū)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笨傊?，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lián)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guī)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lián)系的‘規(guī)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lián)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jiān)控所引發(fā)，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tǒng)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tǒng)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xiàn)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tǒng)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tǒng)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tǒng)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tǒng)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xù)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tǒng)一，其統(tǒng)一基礎就是循環(huán)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fā)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xiàn)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fā)來綜合或統(tǒng)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tǒng)一建立在循環(huán)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傮w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tǒng)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tǒng)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xiàn)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tǒng)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吧鐣毺卣摗闭J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qū)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xiàn)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xiàn)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xiàn)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xiàn)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xiàn)象?！吧鐣愃普摗闭J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fā)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xiàn)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guī)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xiàn)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xiàn)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xiàn)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fā)開展社會現(xiàn)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xiàn)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fā)開展社會現(xiàn)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huán)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xiàn)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xiàn)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社會獨特論”只看到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獨特性，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社會唯名論”只看到了社會中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吧鐣▽嵳摗眲t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第2篇：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

對此，有人大呼“墮落”，有人認為“無所謂”，有人覺得“很爽”，“冷眼旁觀”者也大有人在?？少F的是，真正的人文學者開始了痛定思痛的反省，試圖調整自家的心態(tài)、眼光和學術策略，以適應前所未有的人情世態(tài)之變故。確實地，回思歷史可能是看清現(xiàn)實和篤定未來的主要渠道，而對人文學本身之性質、價值以及它同身處其間的社會文化之間的學理關聯(lián)和現(xiàn)實糾葛所當有的恰切認知，則是歷史回思的基本前提。這兒，我們就按照這一思路，從“科學”內涵兩次“狹化”的角度，回恩人文學被邊緣化的“往事不堪回首”，進而揭出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二而一”實質。

這里所謂的“科學的兩次狹化”，主要發(fā)生在啟蒙之后的那幾個世紀里。具體說，18世紀末，人們完成了對“科學”內涵的第一次狹化。如眾所知，只有當某一套知識構成為一種系統(tǒng)或被體系化時，才可以被稱為“科學”。因此，科學既包含我們現(xiàn)在所謂的自然學、社會學，也包括人文學。在學科的系統(tǒng)中，即在系統(tǒng)知識的系統(tǒng)中，也是有等級層次的，最能代表科學之本義和理想者，當然非數(shù)理科學莫屬，其中數(shù)學（尤其是幾何學）、物理學（尤其是牛頓力學）又是其中的翹楚，并因而在英語世界“霸占”了“科學”這一名詞，后被狹化為“自然科學”的簡稱，終于成為一種正面的價值理想和判斷標準。這使得在近代直到眼下，“科學”成了“先進”和“敬意”的代名詞，科學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員，比如形而上學、道德學說、美學、詩學、心理學等，都應當向它們學習――這就是近代實際呈現(xiàn)出來的學科生態(tài)。笛卡爾、萊布尼茲、斯賓諾莎、康德，他們在形而上學、道德哲學和歷史學等這些狄爾泰意義上的“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學）必得向自然科學學習，以及一切科學皆應有的基本特性即科學性、客觀性即“確然性”這些方面，沒有根本性分歧。

本來秩序井然且只是統(tǒng)稱的“科學”一詞，完全被“自然科學”，尤其是理論物理學和數(shù)學所獨占，“科學”一詞本身也因此成了“進步”“理性”和“力量”的代稱，并進而使得“自然科學”成了所有人類知識系統(tǒng)和知識追求的“范本”和“榜樣”。一然科學獨占“科學”之名，并因其對自然世界和物理現(xiàn)象巨大的解釋效力――此時的自然科學還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并未產生如今所理解的那種現(xiàn)實效應和物質上的便利而成為各類學術研究仿效的標桿，其后果是非常顯著而嚴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學因自身的偉大業(yè)績而變得“趾高氣揚”和“目中無人”，對自然科學之外的其他學科，無疑形成了巨大而沉重的壓抑；另一方面，“不甘落后”和“迎頭趕上”的心理訴求和創(chuàng)新動力，使得“后進者”心急如焚， “大力仿效”便成了“眾后進”走出陰影并開創(chuàng)未來的不二法門。關鍵的問題是，“仿效什么”和“如何仿效”，這當然取決于“先進”和“眾后進”對自然科學之取得卓著業(yè)績所主要依靠者的理解和認定。

在這一“歸功干”問題上，雙方的認證驚人地一致，不過，事實也確實如此――那就是“方法”。近代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主要得歸功于自培根、笛卡爾以來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對“方法”的窄前重視和精彩運用。不論是一般哲學史所謂的唯理論還是經驗論，沒有誰會認為“方法”不是第一位的，從培根的《新工具>到笛卡爾的《論方法》，莫不如是。笛卡爾為自己也為整個近代哲學確立了一個異常艱巨的哲學任務：找到一套方法，以確保人們獲致無可置疑的真理。這種對自然科學的艷羨和追慕，具體化到自家園地的耕耘，就變成了對“自然科學方法”的單方面推廣和模仿。或把解決“他域”問題的成功方法請進自家領域，或雄心勃勃地推廣“己域”之成功方法于“他域”之中――“這種企圖是人類思想史中一個持久的因素”。正如被譽為“人文領域中的牛頓”的狄爾泰所云：“啟蒙運動的本質就在于，將科學方法的這種結果運用生活的每一個部分?！?（《精神科學中歷史世界的建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頁）

這就是科學的“第二次狹化”，即在把科學“狹化”為“自然科學”后，又把包含成果、性質、精神和方法等諸多面相和層次在內的“自然科學”，“狹化”為“科學方法”。而眾所周知的“科學方法”就是經驗歸納和量化處理，尤其是“量化”，也就是“通過化一切質為量來研究任何對象”，可謂是自然科學的方法的靈魂。就這樣，以“量化”為靈魂并以之為自豪的“科學方法”，成了“眾后進”想要“迎頭趕上”的唯一選擇。理解越來越狹，路就越走越窄，希望也就越來越渺茫，人文學因此就被毫無疑義地遺忘了，最終多少也是有些自我放逐的味道了。

然而，正如科學史家曾經確認的，如果僅僅把自然科學看作是一種探討的方法，那就如同把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視為畫布顏料的組合一樣（克萊因《西方文化中的數(shù)學》導論）。無論是對于數(shù)學，還是自然科學，精神都是最重要的。

說起“精神”，有關的討論可謂多矣，且常把“精神”分為兩橛，一曰“科學精神”，再日“人文精神”。有關學術的精神只有一個，無論稱其為“科學精神”還是“人文精神”。把二者對立提出，很顯然是把這里的“科學”理解為狹義的“自然科學”，潛在的可能是對“人文學科”能否成為一般意義上之“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的懷疑和猶豫。這是個雖然太大但卻異常緊要的理論問題，一兩句斷難說清。我的總體看法是，兩種精神其實是一種精神，之所以被分而言之，究其根源，在西方自文藝復興，尤其是牛頓物理學大行以來，自然科學的如日中天和一統(tǒng)下，導致自然科學成了一切科學的典范和模板，一些深刻的人文學者，看到人文有不同于自然的根本特性和功能，奮而起來捍衛(wèi)人文學科的獨立性和自律性，最早看出這一點的是帕斯卡（1623-1662）和維柯（1668-1744）。為r護守人文學的獨立性，歷代學者不得不在對象、方法、特性諸方面不斷地思考人文學之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方方面面。與“科學精神”相對立的“人文精神”可能就是在這種理論語境中被大力宜揚的?？伞叭宋木瘛保⊿pirit of Humanism）這個術語在西方的相關著述中，并不常見――與它意思相當?shù)氖荋umanistic Spirit一詞，其意思是人本主義或人本精神――倒是“科學精神” （ScientificSpirit或者Spirit of Sciencc）常常被學者們提及，也在一般的著述中經常出現(xiàn)。

西方知識界所遭遇的這一古今轉折的大變關頭，同樣在歐風美雨襲來的近代中國重現(xiàn)。民族、國家的不堪一擊，讓國人不得不“瞪”眼西方，從技術到制度再到思想，終于深入到了“西方”的“心臟”――哲學的層面，來為中華之崛起尋求出路。1920年代的“科玄論戰(zhàn)”正是西方知識界曾遭際的處境之中國化重演，看來也是必然的。玄學一派所提倡的無非就是那種關注人生價值和意義的人生哲學，后來的概括和發(fā)展就成了對“人文精神”的推介和高揚。這當然源于他們對西方近代世界自然科學之風大暢后帶來的諸多災難性后來的警惕和擔心，前車之鑒當警惕之。但深遠者常常都是超前者，這種警惕和機心與當時吾國之情勢并不相侔，故而，丁文江等人的看法也不無道理，因為那是最應時且流行的看法。

第3篇：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

系統(tǒng)法學是將系統(tǒng)科學與法學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法學思想、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其核心思想是法或法律就是系統(tǒng)，任何法的現(xiàn)象都是具有系統(tǒng)意義的現(xiàn)象，可以運用系統(tǒng)科學方法加以解釋和說明。有觀點認為，嚴格意義上的法學與系統(tǒng)科學“合流”已經面臨急需解決的技術性問題，既不僅要在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tǒng)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而且要利用系統(tǒng)技術學、應用學和科技成果來定量表述法律現(xiàn)象，構造法學研究、法制建設的新圖景。法學研究引進系統(tǒng)科學的技術性難題，反映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統(tǒng)一合流的普遍性問題，這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某些由來已久的“鴻溝”。這種鴻溝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兩者研究對象的差別，自然科學以某種相對穩(wěn)定的自然現(xiàn)象或較為簡單的機能系統(tǒng)作為研究對象，而社會科學則主要以人和人類社會這一復雜的巨系統(tǒng)作為研究對象；第二，兩者理論體系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xiàn)在兩者的理論在可預言方面、可重復方面和清晰性方面的差別。

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區(qū)別對待，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存在上述觀點所說的“鴻溝”。由于系統(tǒng)科學主要來源于自然科學，而法學又屬于社會科學，上述觀點無疑隱含著認為系統(tǒng)科學和法學也存在“鴻溝”的觀點。這個隱含著的觀點無疑構成將系統(tǒng)法學引進到法學領域中的一個重大障礙。這里就涉及到一個如何認識系統(tǒng)科學與法學的關系的問題，或者說如何加深對系統(tǒng)科學方法的認識的問題。

提出量子論的普朗克（M.Planck）認為，“科學是內在的整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部門不是取決于事物的本質，而是取決于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實際存在著由物理學到化學、通過生物學和人類學到社會科學的連續(xù)的鏈條，這是一個任何一處都不能被打斷的鏈條”。 “系統(tǒng)”、“信息”、“概念”與一切哲學范疇一樣具有最廣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它們不只是概括物質世界或思維中某一領域或某一比較狹窄的方面，而是概括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領域的一切現(xiàn)象和一切過程所共有的東西，解釋這些現(xiàn)象和過程的一般規(guī)律。“以系統(tǒng)論、控制論、信息論為中心的系統(tǒng)科學，用整體論的、嚴謹精細的綜合分析方法，將填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鴻溝，沖破因專業(yè)劃分過細而形成的學科間的屏障。”根據(jù)這個論斷，我們可以認為，那種認為法學研究中，必須在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作出明確的區(qū)分，必須在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方法之間化出一條界限的觀點是片面的和不成立的。在這里我們可以說，系統(tǒng)科學與法學不是同一層次的知識體系，法學的研究對象包含于系統(tǒng)科學的研究對象之中。因此，那種認為由于系統(tǒng)科學與法學存在研究對象的差別而構成系統(tǒng)法學研究的一個技術性難題的觀點，實質上是對系統(tǒng)科學方法以及系統(tǒng)科學與法學的關系的一種錯誤理解。

但是，我們還必須承認，相比于系統(tǒng)科學，目前的各種法學理論在理論的可預言方面、可重復性方面和清晰性方面是有距離的，有“鴻溝”的。在某種意義上，系統(tǒng)法學正是為了使傳統(tǒng)的法學理論在這幾方面有所改觀而興起的。如何使系統(tǒng)法學具有某種程度的可預言性、可重復性和清晰性，確實存在一定的技術性難題。如何解決這些技術性難題，我們可以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移植到法學研究中得到初步的啟示。經濟學和社會學與法學一樣同屬于社會科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在相當程度上和范圍內與法學的研究對象是重合的、相同的，而且經濟學和社會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術語與法學中的一些概念和術語在直觀的形式上和實質的內容上具有很強的“親和性”，這使得經濟學和社會學相對容易地移植到法學研究中，并建立相應的法學理論。系統(tǒng)法學研究中，也應當參考這種思路。解決這些技術性問題的過程，也就是一種系統(tǒng)法學理論確立和完善的過程。

二、知識結構與研究方向

一個法學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決定著其對系統(tǒng)科學的理解和認識。而其對系統(tǒng)科學有怎樣的認識和理解，又決定著其如何將系統(tǒng)科學移植到法學，決定著其怎樣研究系統(tǒng)法學。系統(tǒng)科學，首先是我國系統(tǒng)科學界的科學研究成果，對于系統(tǒng)科學的具體內容和理論框架，我國系統(tǒng)科學界也有不同的認識。系統(tǒng)科學中包含了很多復雜的數(shù)學原理和公式，法學學者是很難到達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的。也許有個別法學學者有這樣的能力，但是如果對系統(tǒng)法學不感興趣，對系統(tǒng)法學研究也沒有任何意義。作為法學研究，法學學者也不必對這些數(shù)學知識要到達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只要具備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只要對系統(tǒng)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有正確的和一定程度的認識和理解，就可以進行富有成果的系統(tǒng)法學研究。至于什么屬于系統(tǒng)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目前的系統(tǒng)科學學科本身并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作為法學研究者，在進行系統(tǒng)法學研究中，我們既應當尊重目前系統(tǒng)科學研究成果中的“共識”，也很有必要從系統(tǒng)科學研究成果中“各取所需”，充分發(fā)揮我們的想象力，形成我們自己的對系統(tǒng)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的理解與認識。任何學科移植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簡單的生搬硬套，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個法學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的知識結構背景下產生一些法學理論觀點的，這些觀點是先于他們的完整的法學理論而在頭腦中就形成了的。這些觀點可能是研究者們思辨的火花，也可能是受他人理論或觀點的激發(fā)而形成的靈感。這些觀點一旦確定，思維過程以及理論創(chuàng)新就必然受到相應的影響和指引，或者說受到相應的束縛和制約。在那一層次、那一角度形成這些觀點，就在相應的層次上、角度上展開思維。比如，將法的現(xiàn)象視為階級現(xiàn)象，就自然而然形成階級分析法學。系統(tǒng)法學也同樣對法形成了一個基本觀點或定義，既法或法律是系統(tǒng)。系統(tǒng)是個抽象的概念，同時也是容易理解的和接受的概念。因此，這種定義或這種思想，對法學研究的制約最小，為法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如果我們在法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兩方面到達相當精通的程度，我們的系統(tǒng)法學就可以在“法哲學”方向、“實證法學”方向和“社會法學”方向取得均衡的豐富的發(fā)展，使得系統(tǒng)法學成為一個內容極其豐富的理論體系，我們對系統(tǒng)科學方法的運用，我們的思維過程以及理論創(chuàng)新就會呈現(xiàn)出一種相當美妙的景象，可上，可下，可“軟”，可“硬”，可大、可中、可小，可定性描述，可定量描述，可局部描述，可整體描述。目前，在系統(tǒng)法學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我國法學界整體上知識結構有所缺憾的時候，我國法學界系統(tǒng)法學的研究應當側重于作為系統(tǒng)法學基礎的“法哲學”研究方向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在我看來，也就是運用系統(tǒng)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進行系統(tǒng)法學研究。

已有的非屬于系統(tǒng)法學倡導者的學者的具有系統(tǒng)法學意義的研究成果，應當屬于系統(tǒng)法學的“法哲學”研究方向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這些研究成果，相比一些倡導系統(tǒng)法學的學者的“定量分析”、“系統(tǒng)工程方法的應用”等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顯然要具有更高的法學理論層次和法律實踐應用價值。這說明，系統(tǒng)法學研究，必須首先重視某種“法哲學”和“實證法學”方向的研究。系統(tǒng)法學長期沒有體現(xiàn)出其應有的理論地位和價值，沒有受到我國法學界的相當重視，我認為，那些倡導系統(tǒng)法學的研究者沒有在“法哲學”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上深入下去并取得一定成果，而是過多地側重“法制建設”、“定量分析”和“系統(tǒng)工程方法的應用”這類問題，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系統(tǒng)法學倡導者們所進行的很多系統(tǒng)法學研究，由于大量充斥“法制建設”、“定量分析”和“系統(tǒng)工程方法的應用”等內容，并運用一些數(shù)學模型來表述這些內容，這構成了我國整個法學界了解和認識系統(tǒng)法學的技術性障礙，實際上也降低了系統(tǒng)法學的理論層次，削弱了系統(tǒng)法學應當呈現(xiàn)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思辨性，容易使我國法學界對系統(tǒng)法學誤解為只能研究一些細致末節(jié)的法的現(xiàn)象，甚至只是故弄玄虛。我認為，在系統(tǒng)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tǒng)科學的原理和基本概念解釋和說明法的現(xiàn)象，與應用系統(tǒng)工程方法解決或預測立法、司法、執(zhí)法實踐活動中的一些具體問題，是應當區(qū)分考慮的。

三、誰會進行系統(tǒng)法學研究

作為一種事實情況，一個受過法學高等教育的人，沒有極特殊的情況，是不會繼續(xù)另一種自然科學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也不會去從事一種專業(yè)技術工作。目前我國法學界的中堅力量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接受了法學高等教育，而后又直接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其中很少有人具有相當?shù)淖匀豢茖W的知識，不少人還不能說對哲學以及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我國確實有一些人受過自然科學方面的高等教育后來又接受了法學高等教育，或者從事了法律職業(yè)，這些人從事系統(tǒng)法學研究時非常適宜的。不過這一少部分人很少會有進行系統(tǒng)法學研究的動力，這又與我國學術研究的評價和激勵體制有關。系統(tǒng)法學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是一件相當耗費精力、時間和金錢的事情，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凹词雇瑫r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法學知識結構，也不一定在這一過程中做到實質性突破。”如果按照傳統(tǒng)的法學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對傳統(tǒng)的階級分析法學進行改造和完善，對西方法學流派進行探討，甚至是基本沒有思想的抄襲，都能獲得一定的學術名聲、職稱和經濟利益，那么一部分有潛力的研究者當然就會認為，沒有必要去辛苦地冒險地研究起初看起來注定是有些陌生和粗糙的系統(tǒng)法學。系統(tǒng)法學興起時，我國的法學理論和法學方法都很“貧困”，科學和科學技術受到國家的鼓勵和支持，強調按照科學和客觀規(guī)律辦事，那段時期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經濟發(fā)展和法治建設都面臨很多具體問題，可以說是“百廢待興”。在這些背景下，系統(tǒng)法學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法治/法制系統(tǒng)工程”方面，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在今天，系統(tǒng)法學研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和成果，我們不得不說與我國法學界的總體上的知識結構和法學研究的評價體制有相當關系。

一個受過自然科學領域高等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進行適當?shù)挠^察與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法學研究本身、法律推理、人類設計的法律制度、法的實際運行、法律制度的演變等許多法的現(xiàn)象都體現(xiàn)了系統(tǒng)科學的原理，這些法的現(xiàn)象都可以進行系統(tǒng)科學的解釋。他會認為一些法的現(xiàn)象可以成為系統(tǒng)科學的很好的素材和例證。邏輯上如此，事實上也是如此，幾十年來，很多杰出的科學家從數(shù)學、物理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經濟學等方面大大豐富和發(fā)展了系統(tǒng)科學，他們的很多關于系統(tǒng)科學的研究成果都論及了法和法律，只不過他們基本上是點到而止，一代而過，沒有展開論述。當然，系統(tǒng)科學的合理性與正確性也無需法學的參與和貢獻。法學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對所有學科的學者都開放，絕不僅僅是受過法學高等教育的人們的領地，其他學科的學者對法學研究作出了巨大的重要的貢獻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常有的。如果我國法學界長期忽視和漠視系統(tǒng)法學，那么有一天,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搞出了一個系統(tǒng)法學研究成果，也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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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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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tǒng)科學》上?？萍冀逃霭嫔纾S國志主編，2000年9月第1版。

《系統(tǒng)科學論著選（2）》，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中國政法大學法治系統(tǒng)科學研究會編。

第4篇：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

關鍵詞 檢驗 評價 認識論意義

中圖分類號：N02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知識的檢驗與評價關系問題凸現(xiàn)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有其深刻的理論背景和根源，體現(xiàn)了人類對近代文明實踐造成的反主體性效應的自覺反思和檢討。近代自然科學所揭示的自然界的規(guī)律，經過人類的實踐和利用，為人類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價值，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經濟價值的同時，也產生了自身無法克服的危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這個過程以其至今為止的形式使土地貧瘠，使森林荒蕪，使土壤不能產生最初的產品并使氣候惡化?！边@些危害迫使人類不得不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檢討。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關系問題作為一個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研究與實踐的方法論問題正是由此而顯得格外緊迫和突出。

1 對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意義

當代人類在全球范圍內面臨的發(fā)展困境和生存危機，看起來是“天災”，實際上是“人災”，是以“天災”方式表現(xiàn)的“人災”。這就使得檢驗與評價問題作為一個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實踐問題顯得格外緊迫和突出。另一方面，物質財富的巨量增加與環(huán)境的惡化以及人在當代社會中的貶值、失落成為西方社會最為觸目驚心的事實。當代社會中將自然科學知識應用于實踐中所呈現(xiàn)的“正負效應”同步增長的事實使得人們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實踐中的檢驗與評價問題不得不重新關注和思考。

自然科學發(fā)展尋求的主旨是“合規(guī)律性”，而人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尋求的主旨是“合目的性”。從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關系角度來看，要求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必須基于“合目的”與“合規(guī)律”的雙重標準的統(tǒng)一。

2 對人文科學理論研究的意義

“人文科學方法論之所以成為當代世界哲學普遍關注的一個前沿領域和熱點問題，根源在于當代人類生活對人文科學的需求與人文科學的實際發(fā)展狀況之間極不相稱”。當代社會中的宗教淡化、技術異化以及人與人的疏離使得當代人陷入普遍的精神困惑之中，特別需要一種人文關懷、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出境使得人們對人文科學寄予很高的期望。從而也就賦予了人文科學的特殊重要地位，促使人文科學成為當代人類科學體系中一大主導學科群。但另一方面，雖然當代社會生活特別是當代人的精神處境已成為一些人文科學學科思考和探討的課題，但人文科學作為一個主導學科群在當代的實際發(fā)展狀況遠不能和自然科學相匹敵。當前，人文科學不僅未形成統(tǒng)一的規(guī)范，未建立起與自身獨特的研究對象相適應的方法論基礎，甚至其科學性也不斷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懷疑和否定。這就使得對人文科學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如何溝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理性意義上實現(xiàn)二者的統(tǒng)一，也是檢驗與評價問題受到關注的重要緣由。

3 對科學決策的意義

首先，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研究有利于決策合目的性與合規(guī)律性的統(tǒng)一。所謂決策的合目的性，就是決策與人及其實踐的現(xiàn)實需要相符合的性質。人們之所以要進行決策，就是為了尋求其目的的實現(xiàn)。所謂決策合規(guī)律性，則是決策與實踐及其對象符合、一致的性質。從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聯(lián)系角度看，判定一個決策是否合目的性，就是要看它能否在實踐中達到決策者預期的目的；判定一個決策是否合規(guī)律性，就是要看決策與實踐及其對象符合、一致的性質。要達到合目的性和合規(guī)律性的統(tǒng)一，決策者不僅要了解對象方面的狀況，也取決于決策者決策的能力以及決策的客觀環(huán)境。因此，決策者只有在妥善研究了這些條件之后，在這些約束條件之內作出決定，才能實現(xiàn)科學決策。

最后，有利于決策合價值性與合工具性的統(tǒng)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曾將合理性分解為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兩種。他認為，工具合理性行動和價值合理性行動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工具合理性行動著重考慮的是手段對達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價值合理性行動全力關注的是行動本身是否符合絕對價值。由于工具合理性僅考慮達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不考慮目的本身合理與否，因而易于導致張揚工具、手段而遮蔽目的、意義的工具主義。價值合理性注重對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反思，忽視了對達到目的的工具、手段的關注，易于產生脫離實際的“烏托邦”式價值理想主義。從檢驗與評價的關系來看，科學的決策必須將這兩者結合起來。

5 結論

綜上所述，基于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關系的要求，判定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是否合理，標準在于“合目的”與“合規(guī)律”的雙重標準的統(tǒng)一。任何割裂二者，強調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會最終導致不合理的自然科學理論與實踐；在理性意義上溝通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促進人文科學研究和自然科學研究相統(tǒng)一，實現(xiàn)科學決策的合目的與和規(guī)律、合情與合理的統(tǒng)一。

參考文獻

[1] 歐陽康.當代哲學前沿問題專題研究[C].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第5篇：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

關鍵詞：自然科學；人文精神缺失；對策

科技產生的負效應已成為擺在現(xiàn)代人面前的不爭事實，但以往我們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物質層面，如環(huán)境惡化、生態(tài)失衡等。隨著科技的發(fā)展以及科技對人類生活無處不在的影響，科技對人文文化和人類精神層面產生的負效應――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慢慢顯現(xiàn)出來，逐漸成為困擾現(xiàn)代人的又一嚴重問題。與技術應用對社會物質層面產生的負效應不同，這種負面影響是隱性的、難以為人們所察覺的，但卻能夠直接危害到人類生存的精神狀況，其嚴重程度遠勝于前者，也更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以尊重人的尊嚴、維護人的權力、實現(xiàn)人的價值為內容和目的人文精神承載了人的本性需要，體征了人類對人的發(fā)展、對目的、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的思考，是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和靈魂，更是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精神支撐和不斷推進社會向更高層次邁進的原動力。廣義而言，科技和科學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內容，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科技的發(fā)展不僅沒有推進現(xiàn)代社會的人文文化的建設和人文精神的傳播，反而在人類文化系統(tǒng)和精神狀態(tài)等不同層面上都誘發(fā)了人文精神缺失的狀況。

一、科學誘發(fā)的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現(xiàn)

（一）人文科學的異化，讓人們逐漸忽視了人類及其社會所獨具的主體性向度，成為“單向度的人”

人文科學是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和傳播載體，它以人豐富的感性世界、心理活動、以及行為活動的價值追求為研究對象，以研究者發(fā)散的感性思維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作為研究方法。但近年來人文科學方法論對自然科學方法論和治學理念的借鑒與改革，使得一種過于強調人的唯理性、忽視人文科學特殊性的研究傾向和思維方式在不斷地滋生和蔓延。這種對人和社會的獨特性與歷史性等人類所獨具的主體性向度的忽視，使得人文科學的研究偏離其初衷，也使得社會大眾考慮問題的立場和角度也逐漸地從多元化轉向單一化，以至于“把世界看作是一個被剝奪任何歷史含義的唯理系統(tǒng)，把現(xiàn)象所有可變的以外的非本質的性質一概抹殺掉?！比宋目茖W的這種異化不僅嚴重危害了人類文化系統(tǒng)的正常運行，更導致了和人文精神的喪失，使得人文科學其解放人的力量逐漸被抹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奴役人的力量傾向。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一旦這些古典科學簡化論的、抽象化與數(shù)學性的方法運用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那么人類的幸福將變成為表面有利，骨子里卻是大害的事?！?/p>

（二）人類生存的精神狀態(tài)堪憂

科技的高度發(fā)達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推動，使得當今社會的物質生活要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優(yōu)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現(xiàn)代人在精神上出現(xiàn)的問題卻層出不窮。世界衛(wèi)生組織在2003年世界衛(wèi)生日致辭中說：“當今世界有4億人患有精神或神經疾患，或與藥物濫用等相關的社會心理問題的折磨?！辈煌潭鹊木窦膊∫殉蔀槔_現(xiàn)代人生存境況的嚴重威脅。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們常常會產生一種無所適從的茫然感，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義，也不確定人生的目標和價值應該是什么，生活時常出于空虛和迷茫的狀態(tài)。這些都是人文精神缺失的直接表現(xiàn)。

從以上科學對社會文化系統(tǒng)和人們精神層面產生的種種影響我們可以看到，科學的發(fā)展雖然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推動了社會的飛速發(fā)展，但并沒有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給人類的精神生活帶來充分的自由和解放，反而造成了一種科學技術變遷與人性變遷二律背反的狀況。

二、科學誘發(fā)的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自然科學研究理念和方法對人文科學的不當介入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是人類文化系統(tǒng)中的兩大類別，兩者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都有諸多區(qū)別。然而，隨著自然科學的成功，人們也逐漸相信在人類社會和心理世界中，存在著與自然界一致的規(guī)律和機制，并開始了試圖運用還原論和簡單性的信念，假定―觀察、歸納―演繹與驗證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邏輯語言推動人文科學發(fā)展的歷程。著名科學史家丹皮爾寫道：“人類與其周圍的世界，一樣服從相同的物理定律與過程，不能與世界分開來考慮，而觀察、歸納、演繹與實驗的科學方法，不但可應用于純科學原來的題材，而且在人類思想與行動的各種不同領域里差不多都可應用?！钡拇_，人文社會科學能有今天的成就，是與現(xiàn)代科學對其研究視域的拓寬、研究方法的改善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的。但是，在這個吸收借鑒的過程中，一種妄圖以理性思維取代感性經驗、用自然科學的邏輯和語言統(tǒng)一兩種科學的“科學統(tǒng)一運動”也在興起。這種運動缺乏對人文學科研究對象差異性和豐富性、治學原則特殊性的考慮，簡單地主張人文學科也應該保持“價值中立”，將人學、宗教學、文學、藝術等這些無論在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上與自然科學都迥然不同的人文學科僵硬地套用自然科學研究的理念和方法，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文科學的低迷狀態(tài)，一度本末倒置地成為自然科學的附庸品，造精神的缺失。

（二）科學對人類思想的鉗制和由科技造就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文精神缺失

當然，科技并非誘發(fā)當今人類精神疾病肆虐的必然原因，但科學對人類思想自由的鉗制、科學對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卻與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首先，對科學的頂禮膜拜，鉗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茖W有著讓人信賴的研究依據(jù)和現(xiàn)實成就，僅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和人類建制的她得到了超越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的過度膨脹，有一種幾乎可以與真理劃上等號的傾向?，F(xiàn)代社會對科學成果這種缺乏懷疑精神的盲目崇拜，使之變相地成為了現(xiàn)代社會一種新的“宗教”。如果科學規(guī)則和某些經驗發(fā)生爭議，那么科學規(guī)則將被認為是優(yōu)先的。敢說不相信自然規(guī)律和科學成果的人，一定會被認為是瘋子。這種對科技的絕對信賴和盲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鉗制了人類的思想，扼殺了人們的思想自由，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十分不利于人類精神生活的充分展開。其次，科學造就的人類的生存方式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讓現(xiàn)代人的精神生活更加蒼白。現(xiàn)代社會的工作方式非常重視勞動者自然科學知識的獲得和專業(yè)能力的掌握。這讓現(xiàn)代教育也更加偏向于對數(shù)理化知識的傳授而輕視對人文精神的教導。在新的社會物質產生條件下的生存條件對人的存在的思考、對價值的追求要求被弱化了，理想、自由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反而成為了生活主旋律的附屬品，人文精神開始被忘卻、人生的信仰開始模糊。作為個體的人缺少對人的現(xiàn)實“存在”的思考，難以領會到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和生活目標，缺乏真正有力的信念來支撐人生的終極追求，這些都造成了人文精神的衰落，人們對自身生存意義的困惑和懷疑?？茖W無法借理性的手段提供個人和社會生存的意義，可以說，我們這個無神的社會不知道其生存的理由，亦不知道為何以這種樣式生存。

三、應對“人文精神缺失”的措施

（一）正確對待和利用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和語言，振興人文科學

人文科學的振興是普及人文精神的最佳條件和重要途徑。這要求人文科學必須擺脫科學主義對人文科學的種種糾纏，以正確的姿態(tài)和獨立的地位對待自然科學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尋找到適合自身發(fā)展的新途徑。首先，應當充分肯定自然科學使得人文領域的研究走上了“科學”之路。雖然人文現(xiàn)象及其本質具有內涵豐富性、功能復雜性、結構系統(tǒng)性、價值多樣性等特點、研究方法多依賴于研究者的感性思維和主體經驗，研究結果也不夠確鑿，但這都不足以否認人文現(xiàn)象的可認識性和人文科學工作的科學性。相反，自然科學在各方面的支持，是人文社會科學能夠發(fā)展到今天的重要條件。但是，那種拋開人文科學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與自然科學的區(qū)別而過分妄圖統(tǒng)一所有學科的做法，卻會阻礙人文科學的進一步發(fā)展，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揚。因此，人文科學的研究應避免過分崇尚和依賴自然科學的語言邏輯和定量研究方法，根據(jù)學科特性和研究對象的情況來變更具體的思路和方法，運用理性思維與感性經驗相結合、定量統(tǒng)計與定性分析接軌等多種研究手段，實現(xiàn)多層次、多方位地得出與對象相符度高的結論。明知人文現(xiàn)象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卻要按照自然規(guī)律的一般性和簡單性來對待它，就會取消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和可能性。只有正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恰到好處地利用自然科學的理念、方法和言語完善自身地研究體系，防止教條化應用、簡單化對待的盲目做法，改善人文科學的現(xiàn)有地位，才能實現(xiàn)人文科學和人文精神的全面復興。

（二）弘揚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是整個人類文化所體現(xiàn)的最根本的精神，是全面發(fā)展的人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標志。以對人存在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的思考為內核、實現(xiàn)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的和平共處、和諧發(fā)展為終極目標的人文精神，能夠在人們處理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個人追求與社會需要等人生的一系列基本思考時，提供一種理性的來源、合理的依據(jù)和堅強的后盾，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價值所在，并以一種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賦予個體以生命意義，幫助其發(fā)掘和確立理想的生存態(tài)度和人生目標，避免“在毫無價值的狀態(tài)中生存”，從而實現(xiàn)人的追求與社會發(fā)展的和諧與平衡。審視自然科學對人類文化層面、精神世界的諸多負面效應，無一不是因人文精神的缺失引發(fā)的。因此，弘揚人文精神，喚醒人們對生活意義的思考和對生存狀態(tài)的關注，引導人們發(fā)掘人生的精神支柱和真正的樂趣，實現(xiàn)人的真正解放，才是預防和解決現(xiàn)代人精神困惑難題的有效途徑。

（三）實現(xiàn)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

單純科學技術或單純人文情懷，都不足以解決人類面對的社會內部以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種種危機。只有實現(xiàn)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消解與融合，才有可能使人類現(xiàn)在面臨的種種困境得到圓滿地解決。兩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自然科學、科學精神，有助于人文科學更充分、更全面地發(fā)現(xiàn)社會世界和人文領域的知識和奧秘，更好地把握和創(chuàng)造符合人類未來發(fā)展的文化成果；而人文科學、人文精神，能夠使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更符合人類的總體利益，建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正如愛因斯坦告誡科技工作者的：“我們只懂得應用科技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以保證我們的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類而不至造成禍害。”唯有實現(xiàn)科學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合統(tǒng)一、相互滲透，以一種具有科學意識的人文精神和充滿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指導科學的發(fā)展和文明的演進，才能為人類的全面發(fā)展開拓更廣闊的前景?？偠灾?，正確認識科學活動的性質和作用，在推崇科學精神的同時，注重人文精神的培養(yǎng)和提高，讓科學重新回到為人類服務、為人類的長遠發(fā)展謀利的角色上，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轉化為對生存意義的反思和對人文精神的弘揚上去，實現(xiàn)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只有這樣，人類社會才能以一種全新的姿態(tài)邁向更加輝煌的明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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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賀萍,高娜．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缺失探析．長白學刊,2007(2)．

5、丹尼斯?米都斯．增長的極限[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張學廣．科學主義、人文主義的演進與生存危機．社會科學,2007(1)．

第6篇：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

論文關鍵詞：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研究取向

教育技術定義中指出，教育技術學的研究內容包括對學習過程和學習資源的設計、開發(fā)、利用、管理和評價五個范疇。教育技術學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應用教育技術進行教育活動過程的發(fā)生、變化、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和因果關系，對被觀察到的事實和應用教育技術進行教育活動的現(xiàn)象，做出科學的解釋、預測和控制，建立系統(tǒng)的理論以期對教育技術中復雜的圖景做出精確、深刻的描述。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則是“人們?yōu)樯羁陶J識應用教育技術進行教育活動的過程和現(xiàn)象而采用的途徑、手段或工具等。”這決定了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的對象和必要性，也昭示了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的意義。

教育技術學與其它科學的最根本區(qū)別是研究取向的差異。所謂研究取向是指研究者在研究某種特定對象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研究視角和研究范式的綜合體。研究取向的不同可能會導致研究方法的不同。教育技術學從產生至今，研究取向經歷了一系列變化,回顧和反思這些研究取向的演變，分析教育技術研究取向的現(xiàn)狀，展望研究取向發(fā)展的未來趨勢對于我們合理選題，從事教育技術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什么是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目前還沒有統(tǒng)一的定論，通俗的理解：人們在進行教育技術研究過程中所采取的步驟、手段和工具的總稱，是按照某種途徑，有組織、有計劃、系統(tǒng)地進行教育技術研究和構建教育技術理論的方式。它既是一種思維方式，又是一種行為方式；既是一種理論上的方法體系，又是具體實踐的行為策略。通常情況下，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按照其普遍程度可以分為四類：哲學方法，元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專門研究方法。哲學方法是具有普遍適應性的最高層次的研究方法，適合于所有研究對象；元方法是是指研究的觀念思想體系，包括基木的理論假設、研究的哲學取向和原則等；一般研究方法是對某一學科進行研究的具體方法；專門研究方法是對某一具體問題而采取的研究方法。

面對眾多的研究方法，教育技術工作者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到底選用哪種方法最好呢？就像媒體沒有優(yōu)劣之分，研究方法也無所謂好與不好。因為每一種研究方法，對于研究者來說都是有價值的，每一種方法都代表了一種不同的工具。一種特定方法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要研究問題的性質以及特定研究所發(fā)生的具體背景。我們要針對具體的研究問題，在具體的情境下去選擇最合適、最適宜的研究方法。我們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方法的應用是很靈活的，只要可以達到研究的目的，各種方法都可以拿來用。我們要從盡可能多的焦度，來了解教育中的各種現(xiàn)象，從廣泛的角度去解釋研究，即:研究應該從詢問多種問題入手，同時要向多個方句進行，采用多種研究方法，并使用多種工具。

長期以來，實驗驗證假說一直是作為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論的核心，研究通常采用實驗分組對比的方式來驗證各種媒體工具的功效和學習課件所產生的教學效果。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以及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教育科學研究方法正在逐步走向多樣化、多元化的軌道。這是由于研究對象的復雜性、研究目的的多樣性、教育研究過程的階段性以及研究者的個性化等因素所導致的?，F(xiàn)在實證研究將不再是教育技術研究唯一的主流，定性與定量研究的結合，行動研究法、多種綜合方法的系統(tǒng)研究都將成為教育技術學今后研究的重點。

多元化方法一：思辨哲學方法與實證科學方法的融合

用思辨哲學方法研究教育技術學，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對教育技術學領域的一些概念、思想、范疇加以討論，打破固有的思維方式，在已有理論的基礎上對教育技術學的觀念進行創(chuàng)新，從而使得教育技術學的基本理論得到進一步深化。這也是教育技術學得以存在的基礎。

實證科學方法遵循自然科學“科學化”研究范式，按照“實驗、統(tǒng)計、測量”的基本手段，對教育技術學進行研究。實證科學方法在一定意義上具有可信服性，但是，這一研究方法難以適應對復雜問題比如像教學活動的分析，難以適應及時變化了的形勢，因而有其狹窄的一面。

思辨哲學方法與實證科學方法的分歧，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當成是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分歧。教育技術學是從自然科學領域中成長起來的社會科學，在這樣的前提下，在對教育技術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把自然科學的一些研究方法、研究模型、研究原則比如系統(tǒng)論、控制論的方法積極運用到教育技術學領域，另一方面，人文社會科學不但要提出對教育技術學的觀點，同時還要利用自身優(yōu)勢對自然科學得出的結論加以分析、綜合，并以此為基礎提出新的概念、原理或假說，并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原則適當加以驗證。這意味著，實證科學方法可以為思辨哲學方法提供立論基礎，思辨哲學方法可以為實證科學方法提供命題假設，二者可以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統(tǒng)一于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的發(fā)展。這也是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創(chuàng)新的必由之路。

多元化方法二：質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的相互補充

教育技術學的研究方法是隨時代變遷而變化的。近年來，研究者采用質的研究方法開展研究的論文數(shù)量逐年增加，同時以實證研究方法為基礎的心理學研究日益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并正在受到理論心理學者的猛烈批判。這樣一種現(xiàn)狀在客觀上造成定量研究與質的研究雙峰對峙的格局。其實，從后現(xiàn)代觀點來看，可以認為，質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科學表現(xiàn)的方法”被重新獲得而已(徐曉東，2001)。

事實就是這樣，量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是有一定條件的，當然在這一條件下也可以使用質的研究。由此可見，在很多條件下定量研究和質的研究可以和睦相處。因此，為了獲取某一現(xiàn)象的數(shù)據(jù)，質的研究的數(shù)據(jù)也好，量的研究的數(shù)據(jù)也好，都只不過是廣泛數(shù)據(jù)群當中的一部分而已，并非互相排斥、也不存有什么不合適。

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決定了教育技術學研究者的研究范式、研究目標、研究對象、研究原則、研究程序等問題，也決定著教育技術學的研究者如何利用教育技術學理論來進行教育指導與實踐。同時，教育技術學的迅速發(fā)展，也要求教育技術學研究力一法的創(chuàng)新。但是，與之相反，教育技術學卻仍沒有明確的屬于自身的研究方法，因此，對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的探討，仍然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徐曉東.教育技術學的研究領域及其研究方法,電化教育研究.2003,(9)

[2]宋新芳,.現(xiàn)象學教育研究方法及其對教育技術研究的啟示[J].中國教育技術裝備,2006,(8).

[3]陳桂生,.略論“教育研究方法”[J].當代教育論壇,2006,(7).

[4]劉紅斌,.論教育科學研究方法中兩種范式的整合[J].當代教育論壇,2006,(3).

第7篇：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

新大綱在教學目的中指出：“生物課程是普通高中開設的一門學科類基礎課程”，說明了高中仍應著眼于基礎教育。因此，新大綱對現(xiàn)行高中生物教材的知識點進行了選擇，刪去了當今學術界已經不用和使用價值不大的，諸如原生質概念和生命起源化學進化過程的內容等，保留了關于生命的物質基礎和生命結構的基本單位、關于生命活動的本質和生命活動的基本規(guī)律、關于生物進化和生物與環(huán)境關系等基礎性的知識，還增添了動物行為產生的生理基礎，加強了與九年義務教育知識的銜接。此外，新大綱還選擇了一些理論較淺且易被學生接受的反映現(xiàn)代生物科學水平的先進知識，如細胞的分化和衰老、細胞的癌變、無公害綠色食品、生物凈化等，填補了現(xiàn)行生物教材在知識先進性和實用性方面的不足。

教材既是知識的載體，也是師生共同探究新知、獲得發(fā)展的媒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高中生物教材現(xiàn)代化，以適應教學理論、教學內容、教學手段、課程設置的現(xiàn)代化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重要課題。筆者作為一線教師對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教材有些簡單看法：

1、體現(xiàn)出了21世紀的生物學地位

1996年初，由我國172位著名科學家合作研究、集體撰寫的論著《21世紀初科學發(fā)展的趨勢》中指出：“生命科學因研究客體的極端重要和復雜，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需求又非常迫切，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出現(xiàn)革命性變化，發(fā)展成為科學革命的中心?！弊鳛榭缡兰o的基礎——生物學的教材，充分考慮了生物學的科學地位變化，盡可能做到了在整個自然科學領域中科學觀念具有指導性，科學原理具有基礎性，科學方法具有通用性，科學思維具有普遍性。

生物學教材中常用的對照實驗方法作為科學方法同樣適用于其它自然科學；生物體與外界環(huán)境之間以及生物體內部各部分之間都不斷進行著物質的交換、能量的轉變、信息的傳遞，而物質、能量、信息則是自然科學的共同研究對象；生命過程中普遍存在的體溫調節(jié)、激素調節(jié)、行為調節(jié)、生態(tài)平衡的調節(jié)等反饋調節(jié)模式均為控制論的研究實例。以上內容都經過高度簡化，隱性地滲透到了教材中。

2.教材內容現(xiàn)代化，體現(xiàn)了時代特點，貼近現(xiàn)代生活，建立了能夠適應新課改的生物學知識結構

長期以來，我國教材的特點是理論性和系統(tǒng)性較強，但對科學的實用性、實踐性和社會性關注不夠，現(xiàn)代科學知識的滲透速度也較慢，這樣就造成了難以適應現(xiàn)代生活、現(xiàn)代技術和現(xiàn)代職業(yè)的多層次需求，造成“學無所用”。

從實際出發(fā)，聯(lián)系日常生活，就會使學習變得更加有趣，更為生動活潑，也更易啟迪學生思維。例如教材中多處添加了“與日常生活的聯(lián)系”，介紹了與生活相關的生物學知識，既聯(lián)系了生活現(xiàn)象，也突出了科學的實踐性和價值觀。在介紹原核生物中的藍藻時，介紹了“發(fā)菜”等例子，學生容易了解。

教材中編寫了有利于理解教材，有利于形成認知結構，富于概括性的圖表、科學事實、經典實驗等。如動植物細胞亞顯微結構示意圖、蛋白質功能示意圖、ATP的利用示意圖……酶的發(fā)現(xiàn)、光合作用的探究歷程……教材以學科結構為主線，完善了教材的結構，對生物學的認知從分子一直到生態(tài)系統(tǒng)，在講解分子與細胞時又按照細胞的物質基礎、結構基礎、物質代謝、能量代謝、生命歷程為主線……使教材具有系統(tǒng)性，建立了完善的認知結構。

從教材編著來看概括性的認知圖表，論證性的論據(jù)，包括科學事實、生活常識、經典實驗，能夠促進概念、原理的消化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學業(yè)負擔。

3.教材注重了過程和方法的培養(yǎng)

教材中除了講解知識還介紹了一些學習方法幫助學生學習、研究，例如介紹了畫概念圖、構建模型、繪制流程圖等方法，不僅適用于生物學的學習，對于其它學科同樣適用。

4.強化了科學觀念、科學思維、科學方法的地位，注重培養(yǎng)科學素質和科學能力

生物科學發(fā)展過程中孕育的科學觀念、科學思維、科學方法至今仍對自然科學發(fā)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教材中滲透了科學方法、科學思維，在教材章節(jié)后插入了多篇科技前沿、科學家的故事等。

5.實施教材系列化進程，科學地運用教材指導教學改革，調控教材評價

出版了與新教材配套的教學參考書、聲像出版物等。特別是教參，針對不同教學內容，充分考慮到學校的差異，選擇多種教學方法，提供最優(yōu)化的教學方案，有效指導，促進了教學改革。

當然，筆者通過兩年直接接觸新教材，也有一些自己的建議：

1.可以再插入一些已有定論甚至還存有爭議的前沿知識。例如對于酶催化的“鎖與鑰匙學說”已被公認，它也非常符合中學生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特征，很多教材都有介紹可以收入教材。

2.教材中存在知識脫節(jié)現(xiàn)象。例如在介紹物質跨膜運輸?shù)膶嵗龝r出現(xiàn)的礦質離子，前面沒有介紹……

第8篇：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

一　實驗方法

戊戌時期，實驗方法已經頗受維新思想家的重視?？涤袨樵凇秾嵗砉〞分惺紫葘@種科學方法進行了介紹和應用。他把實驗法稱為“實測”之法，認為這是格致家考明實理的方法之一。在“凡例”中他指出：“是書于凡可用實測之理而與制度無關者乃不錄，理涉渺茫，無從實測者更不錄?！盵1] 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科學實證精神。許多西學新知都是因有“實測”之據(jù)而倍受康氏推崇，在講學中，他多次向學生指出：“中國人向來窮理俱虛測，今西人（俱）實測?！彼逃龑W生要以科學實證方法批判“清談的程朱”之窮理思想方法。嚴復是近代傳播科學方法影響最大的一人。他在《論世變之亟》中指出，西方富強是因其“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2]?！镑韨味缯妗保匆痔摱袑?，這就是西學實驗方法的要求。在《救亡決論》中，嚴復經過中西文化比較，認定“西學格致”之道與中國相反，西方自然科學講求“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為不易”[3]。在《西學門徑功用》中，他指出，西人“學以窮理”之法門分為三種，即“考訂”、“貫通”和“試驗”，由于“考訂”與“貫通”“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誤，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層，謂之試驗”，“試驗愈固，理愈靠實”。[4] 梁啟超也在《格致之學沿革考略》一文中指出：“虛理非不可貴，然必籍實驗而后得其真，我國學術遲滯不進之由，未始不坐是矣?！盵5] 對實驗方法的推重甚至在一些當時制定的學校章程中都有反映。管學大臣張百熙在籌辦京師大學堂時，也強調“泰西各種實學，多籍實驗始能發(fā)明”?！罢W以博考而乃精，藝學以實驗而獲益”。[6] 當時不少人認為“置器”為試驗之“第一義”，因此親自購置各種科學儀器倡行實驗。如譚嗣同組織的金陵測量會，湊集了天文鏡、子午儀、經緯儀、疊測儀、地平儀、測向儀、羅盤、陸地記里輪、水銀風雨表、量風器、量雨器、量潮器等20多種科學儀器。總理衙門還擬設“儀器院”，要求集中天算、聲光、化電、農礦、機器制造、動植物諸學所必須之儀器，“以為實力考求之助”。當然，維新派雖然對實驗方法很重視，應用的熱情也很高，但真正系統(tǒng)介紹西方實驗方法的書籍尚未出現(xiàn)，國人尚沒有總結出一套自己的實驗方法理論來。

二　邏輯方法

近代中國，早在戊戌維新之前就有人對西方邏輯思想進行過一些零碎介紹。1873年，王韜在《甕牖余談》中最早向國人介紹了培根的生平及學說，但十分簡略[7]。隨后，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譯介了培根的《新工具》，但并沒有引起廣泛關注。直到戊戌時期，嚴復第一個系統(tǒng)地把西方邏輯學引介到中國來，才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嚴復一方面嚴厲批判了中國傳統(tǒng)認識論中先驗理性、唯書唯圣的“圣學演繹”積習，一方面全面介紹了西學中以實證歸納為基礎的科學方法。20世紀初，他還翻譯了西方近代邏輯學巨著——穆勒的《名學》和耶方斯的《名學淺說》，成為近代向中國移植西方邏輯學體系的最大功臣。嚴復把形式邏輯學稱為“名學”，把歸納法與演繹法稱為“內籀”與“外籀”，有時也稱作“內導”與“外導”。他寫道：“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途術也?！盵8] 他又說：“而于格物窮理之用，其涂術不過二端，一曰內導，一曰外導?！盵9] 可見，嚴復認為歸納與演繹是科學的兩種基本方法，但實際上他對這兩種方法并不是一樣看待的，受培根、穆勒的歸納主義思想影響，嚴復也偏重于歸納法。他認為歸納能給人提供新知識，能實現(xiàn)認識上的飛躍：“內籀西名Inductive，其所以稱此者，因將散見之實，統(tǒng)為一例，如以壺吸氣，引之向里者然。惟能此術，而后新理日出，而人倫乃有進步之期?！盵10] 歸納法所概括出來的結論能提供新知識，是人們的具體認識過渡到普遍性知識的一個步驟。所以，“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內籀”[11]，“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為公例者也”[12]。各門科學的公例最初都是由“內籀”而生，“格致真術，存乎內籀，此說固確”[13]。嚴復對歸納法的巨大作用充滿信心，認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上的一切進步都主要是因為應用了此種“格致真術”的緣故。

嚴復對科學歸納法的提倡，其鋒芒是直接指封建經學的。他認為，中國古代學術是以注解、闡釋經典的演繹形式發(fā)展的，“中國由來論辨常法，每欲中求一說，必先引用古書，詩云子曰，而后以當前之事體語言，與之?？彪x合，而此事體語言之是非遂定。”[14] 嚴復批評這種向書本“窮理”的路向引導吾國學術“偏于外籀”，而“外籀能事極微”。他指出：“夫外籀之術，自是思辨范圍，但若純向思辨中討生活，便是將古人所已得之理，如一桶水傾向這桶，傾來傾去，總是這水，何處有新智識來？”[15] 嚴復認為“外籀”這種純思辨形式一是不會帶來新的知識，因為其結論已包含在大前提中；二是把人們引向書本，而不是使之面向自然，這種思維傳統(tǒng)正是中國學術、尤其自然科學不發(fā)達的重要原因。

嚴復對科學歸納法的具體程序進行了充分闡釋，認為其程序步驟有四層：一是麋集有關系之事實，用觀察法；二是造立“希卜梯西”（Hypathesis，即“假設”），用臆度法；三是以連珠等術，推較所臆度者，用外籀法；四是多用實事以?？彼⒅?，用印證法。[16] 從這個程序中可以看出，嚴復已經意識到歸納法是與演繹法不可截然分開的。實際情況正是歸納之中有演繹，演繹之中有歸納。嚴復推崇歸納，但并未絕對地反對演繹，他反對的是中國學術傳統(tǒng)中的“圣學演繹”。從總體上看，嚴復把歸納和演繹同樣看作是科學方法，認為“內外籀之相為表里，絕非二途”[17]。甚至說“科學正鵠在成外籀之故”[18]。認為只有運用了演繹才是科學成熟的標志，“學至外導，則可據(jù)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時也”[19]。這些思想無疑是很可寶貴的。

康有為也曾傳播和運用過邏輯方法。在《實理公法全書》的開篇《實字解》中，康氏認為西方科學方法有三種：一是“實測”之法，大約相當于實驗法；二是“實論”之法，大約相當于歸納法；三是“虛實”之法，大約相當于演繹法。[20] 該書中，運用以上各種方法的例證俯拾即是，如運用巴黎1891年離婚率等多項統(tǒng)計資料說明“凡男女立約，必立終身之約”不合“實理”，這是歸納推理；而主張“如出自幾何公理之法；則其理較實；出自人立之法，則其理較虛。又幾何公理所出之法，稱為必然之實，亦稱為永遠之實。人立之法，稱為兩可之實”[21]。此為演繹推理?？梢?，康氏甚至比嚴復更早開始采用歸納法和演繹法來闡述自己的變法主張。

戊戌時期傳播和運用科學邏輯方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1901年，他在給別人著作所寫的序言中明確指出：“科學大法有二：曰歸納法、曰演繹法。歸納者，致曲而會其通，格物是也。演繹者，結一而畢萬事，致知是也。從現(xiàn)有材料看，這是首先直接使用“歸納”、“演繹”等術語的文字。而且把它們分別與“格物”、“致知”相對應，這是很有特色的。還與嚴復一樣，既認為歸納、演繹都是不可少的近代科學方法，又認為獲得新知主要依靠歸納。他說：“二者互相為資，而獨辟之智必取徑于歸納?！盵22]

這個時期，還有章太炎、梁啟超、馬君武等人也重視邏輯方法。章太炎側重于演繹法，他第一個對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印度的因明學和中國的《墨經》之間的異同作了比較和探討。梁啟超將演繹法引進歷史研究領域，強調“綜合觀之”，“有說明焉，有推論焉”，“注意于其來因與后果”，“體悟于百年間若斷若續(xù)之史跡”[23]。馬君武則把邏輯學（時稱論理學）稱為“科學之科學”。他在《彌勒約翰之學說》中指出：“蓋各種科學皆須以論理學分析之，查其元素之微，明其聚集之故，究其連合之因，考其組織之序。故論理學者，實凡百科學之科學也?！盵24]

總之，經過維新派的努力，包括歸納和演繹在內的邏輯方法最終在戊戌時期比較系統(tǒng)地被引進到中國。此時，除嚴復譯著外，尚有多部宣講邏輯學的譯著先后問世。如王國維譯的《辨學》、林祖同譯的《論理學達旨》、田吳炤譯的《論理學綱要》等。經過這些著作的廣泛傳播，“論理學始風行國內，一方學校設為課程，一方學者用為致學方法”[25]。

三　數(shù)學方法

戊戌以前，中國的算學一直僅以“器”的形式作為“道”的附庸而存在，真正將它提升抽象，作為一種文化的基礎學科和科學的思維方法，則始于維新派?？涤袨槭墙袊詳?shù)學方法來闡釋人文理論的第一人。他認為：“天文地理各學皆從算學入，通算猶識字也。”[26] 他鼓勵學生要循序漸進，學好數(shù)學。據(jù)《康南海自編年譜》載，他自己于1885年即“從事算學，以幾何著《人類公理》”，第二年“又作《公理書》，依幾何為之者”[27]。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在前兩稿基礎上，編成《實理公法全書》，模擬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思維路數(shù)，將其認定的人類必須共同遵守的公私關系的道理，分門別類，歸算為若干“實理”，類似歐氏幾何學的“定義”；而把其所設計的為保證“實理”得到遵守的社會生活準則，叫作“公法”，與之作為比照的是各國現(xiàn)行或曾行、將行的信條，即所謂“比例”；還在各論條之下加按語說明，分別相當于歐氏幾何學的“定理”、“公式”和“證明”。康有為這種依“幾何公理”來比擬、推導人類社會進化的做法，雖大有牽強附會之嫌，但卻顯示了這位思想家的大膽思維嘗試和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另外，譚嗣同也是非常重視數(shù)學、幾何學及其方法的思想家。他創(chuàng)辦的第一個學會就是算學會。他說，“算法……為格致入門之始”[28]，“格致、制造、測地、行海諸學，固無一不自測算而得”[29]。他曾下苦功通讀過《幾何原本》前六卷，還試圖解答其中的疑難問題，認為“算學即不深，而不可不習幾何學。蓋論事辦事之條段在是矣”[30]。和康有為一樣，他也以數(shù)學邏輯來建立其哲學體系?！度蕦W》中的《界說》即模仿《幾何原本》書前的“界說”（定義）制定。例如，界說第十四條“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即是以代數(shù)中的等式原理來推演的。以康、譚為代表的這部分維新知識分子堅信只有數(shù)學才是科學的根本門徑，而嚴復則在高度重視歸納邏輯的同時，為數(shù)學給出了一個更為恰當?shù)膶W術定位。他批評了某些國人盲目崇拜數(shù)學的傾向，但并未像培根、穆勒那樣武斷地貶低數(shù)學的作用。培根“低估了演繹法在科學方法研究中的重要性。演繹法多半是應用數(shù)學的，而培根不了解數(shù)學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31]。嚴復沒有沿襲這種偏見，他在《原強》一文中明確提出：“非為數(shù)學、名學，則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shù)。”[32] 可見他是把數(shù)學與形式邏輯看作同等重要的。當然，實事求是地講，維新派所接受的數(shù)學知識還比較有限，他們反復運用的《幾何原本》到19世紀末也已顯陳舊，而現(xiàn)代數(shù)學知識和方法對他們來說又深奧難解，所以數(shù)學方法在戊戌時期遠沒有受到前兩種方法的那般重視和廣泛傳播。

四　簡短評價

第9篇：自然科學方法研究范文

關鍵詞：基本原理課；科學素養(yǎng)；提升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6-0042-03

一般來說，科學素養(yǎng)包含著科學知識、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三方面的內容。大學生的科學素養(yǎng)，關乎著祖國的未來，科教興國戰(zhàn)略的成敗。許多關心高等教育的仁人志士，紛紛出謀劃策，想方設法來提高大學生的科學素養(yǎng)。有說要改革課程設置，增設一些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以此來提高他們的科學知識水平；有說要加強大學生校內外科技實踐活動，培養(yǎng)他們的創(chuàng)新能力；有說要營造良好的科學教育環(huán)境，由此形成崇尚科學、弘揚科學精神，批判偽科學和封建迷信的良好氛圍。這些方法措施，按說是良方妙策，但它的現(xiàn)實可行性有多大，就得好好思考一番了。增加一些課程設置，必將影響其它課程的增設；科技實踐活動對于理工科大學生來說還好辦，文科類的大學生實施起來就較困難了；弘揚科學精神，不是幾次科普活動就能樹立起人的科學價值觀的，而要在不斷的科學熏陶中通過理性思考形成的。筆者長期從事基本原理課的教學，深感對于當代大學生科學素養(yǎng)的提升有著其他課程不可替代的作用?；驹碚n是大學生的必修課，在這門課中滲透科學知識、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方面的教育，就可以覆蓋全體大學生，不需要為此增加課程，并通過的理性思維培養(yǎng)大學生的科學意識和科學精神。是科學，科學性和革命性高度統(tǒng)一是它的根本特征。是沿著科學發(fā)展新成果的途徑建立起來的，是以可靠的科學知識和歷史材料為依據(jù)的。19世紀自然科學的進步，特別是細胞學說、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生物進化論等偉大的科學發(fā)現(xiàn)，為的誕生奠定了自然科學基礎。所以說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自覺地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在一起，把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建立在對自然科學的深刻理解上。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提到的“一門科學”、“一門唯一的科學”的原因就在于此，“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

一、基本原理課中科學知識的滲透

的內容涵蓋了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歷史和人類社會發(fā)展與自然界的關心等諸多領域和各個方面，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的學說，它的每一個基本理論、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都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因此我們在講解的每一個原理時，都可以聯(lián)系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成就加以豐富和證實。20世紀自然科學和技術獲得了重大發(fā)展，先是出現(xiàn)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后又出現(xiàn)了控制論、信息論、系統(tǒng)論、耗散結構論等一系列嶄新的科學理論。一系列新技術如控制技術、電子技術、核技術、遺傳工程技術、航天技術等得到了迅速發(fā)展?？茖W知識的這些成就豐富和證實了，那種所謂科學技術革命使“過時”和被“證偽”了的論調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沒有任何人能舉出任何一條自然科學材料證明的某一基本原理是錯誤的。例如哲學的物質概念就是對宇宙的物質性作出了最高的理論概括。在物理學上，人們最初認為宇宙是由原子構成的，原子被認為是不可分割的“宇宙之磚”。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物理學上的放射現(xiàn)象、電子和原子結構的發(fā)現(xiàn)，人們對物質的基本結構進入到稱之為粒子物理學的第一階段。但很快粒子物理學隨著大量基本粒子的發(fā)現(xiàn)又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淇四Ｐ偷奶岢鍪沟萌藗儗ξ⒂^世界認識的尺度分別縮小到原來的十億分之一（相對于原子）和萬分之一（相對于原子核）?？淇擞袥]有結構？是不是最基本的？2006年隨著在北京發(fā)現(xiàn)的暫時命名為X1835粒子的發(fā)現(xiàn)，使人們對物質結構的認識又不斷深化下去。這一切都說明物質是無限可分的，但在對物質結構的無限分割中，始終不會改變“客觀實在性”這一物質的根本屬性。這樣在講授物質概念的同時，把物理學上的最新科學成就介紹給大學生，起到了提高他們科學素養(yǎng)的作用。

二、基本原理課對大學生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yǎng)

唯物辯證法作為自然、社會、思維發(fā)展一般規(guī)律的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是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的統(tǒng)一。因此在講授基本原理課時，就必然要涉及到現(xiàn)代科學思維方法。現(xiàn)代科學思維方法是適應現(xiàn)代實踐活動方式和現(xiàn)代科技革命而創(chuàng)立的方法體系，它表現(xiàn)為一個巨大的方法群，包括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系統(tǒng)方法、結構—功能方法、模型化方法和理想化方法等，這些方法都豐富和深化了辯證思維及其方法。事實上，辯證思維的基本精神和原則都貫穿于現(xiàn)代科學思維方法之中，它通過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各個方面滲透和參與到科學思維中。例如，我們在講授普遍聯(lián)系時就要涉及到系統(tǒng)方法，講內外因的作用時就要涉及到控制方法，講量變質變的觀點時就要涉及到突變論方法，講事物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時就要涉及到信息方法。在科學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時代，辯證思維和科學思維的相互關系變得更緊密了，許多科學概念，例如系統(tǒng)、信息、結構、控制等概念，隨著其意義的確定，就會從科學概念上升到哲學范疇；而哲學最基本的范疇，例如物質、運動、時間、空間等，也是科學思維中最常用的基本范疇。我們在講授現(xiàn)代科學思維方法時，應把它由原來某一領域的一種研究方法擴展到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科學的整個研究領域，上升為一種一般的科學方法論。比如說系統(tǒng)方法最初應用于生物學和數(shù)學領域，而后又擴展到了工程學、通信理論、政治結構、國際關系、管理系統(tǒng)、生態(tài)系統(tǒng)、心理和精神分析以及教育系統(tǒng)等領域。目前，系統(tǒng)分析作為一種一般的科學方法論，運用于廣泛的研究領域，特別是在有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經濟社會政策的制定以及公共政策系統(tǒng)的改進上。信息方法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使得對社會的研究更加形式化、動態(tài)化，通過計算機建立社會信息情報網，可以更有利于掌握社會運動的規(guī)律。領導決策過程就是對信息進行收集、傳遞、整理、加工和變換的過程，它的科學化取決于能否迅速、準確、及時地獲得足夠的信息。通過這樣的分析講解，使大學生學會用科學思維方法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培養(yǎng)他們的科學思維能力。

三、基本原理課對大學生科學精神的提升

在基本原理課的教學過程中，我們要提升大學生的求實求真精神，懷疑創(chuàng)新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求實求真精神。求實精神，就是要求人們在科學研究中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從事實的本來面目去探求規(guī)律，來不得半點虛假和浮夸?？茖W活動面對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世界，凡事都求取證明，強調有根有據(jù)，要求一切科學認識必須建立在充分可靠的經驗基礎上，以可檢驗的科學事實為出發(fā)點?！扒髮崱比缓蟛攀恰扒笳妗?，“求實”基礎上的“求真”就有了可靠的保證。“求真”是科學的目的。求真精神是指追求與探求真實的、與客觀事實相符的思維活動。具體表現(xiàn)在實事求是，崇尚理性，尊重實踐，不固守傳統(tǒng)，不迷信權威，勇于探索，堅持真理，不怕困難和挫折。懷疑創(chuàng)新精神?？茖W是在不斷批判謬誤、破除迷信的過程中達到對真理的認識的。在探求真理的過程中，我們要有所懷疑、有所批判，科學知識不論來自哪里，都需要經過批判性檢驗和考察，才能被接受。懷疑批判就是要破舊立新，以新質代替舊質，是實踐的內在要求。當然懷疑批判不是科學的目的，而僅僅是獲得新的更加確切的知識的前提。刨新就是要勇于拋棄舊思想舊事物，創(chuàng)立新思想新事物。要不滿足已有認識，不斷追求新知；要不滿足現(xiàn)有的生活生產方式，而不斷進行改革和革新；不墨守成規(guī)，敢于打破原有框框，探索新的規(guī)律，新的方法；不迷信書本、權威，敢于根據(jù)事實和自己的思考，向書本和權威質疑。科學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就是要人們不盲從、不迷信、不感情用事，凡事要問一個為什么，凡事要遵守客觀規(guī)律，考慮客觀條件和客觀后果。一切稱之為科學的東西，都必須放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審判?？茖W涉及的空間、時間、質量、相互作用、宇宙或自然的規(guī)律和圖式等，都隱含在物質的深層結構中。這些對于感官來說并不是顯而易見的，但理性或理智卻至少可以部分地把握它們。因此，科學是而且必須是理性的或合理性的。理性精神促進了科學的誕生和發(fā)展，科學的發(fā)展又促進了理性精神的發(fā)揚光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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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醒民.實證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學精神的兩大支柱[N].人民日報，2010-05-04.